贪官与上海
谣传说上海在200年前还是一个小渔村，其实不然。18世纪上海的＂走私＂贸易已经非常发达，这种＂官办走私＂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必然。按律，商人们必须把货物运到广州去卖给朝廷任命的外贸垄断商人――行商，再从行商那里购买进口商品运回本地分销。
此政策意味着走私具备了自然合法性，因为通商于人民和政府皆有利。围绕一些浮动走私交易站，上海繁华起来，当地政府是走私交易的中间人并收取私税或曰＂佣金＂。县城是一个接近圆形的城堡，直径约3．5公里，7米高的城墙上布置着一圈大炮。城内外居民超过20万，商人们住在城内，城外是手工作坊区，几乎没有农业。
上海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其它城市大不相同。中国城市的本质是政治中心，围绕官府旋转；而上海则有一种类似商人自治城市的传统。这里地处长江口，在皇朝统治眼光看来是片没有多少战略价值的天涯海角。同乡会这种机构理论上接纳任何人，但中国商人有按地域瓜分市场的传统，至今亦然。比如温州人垄断制革市场；山西人垄断北方的粮食市场；浙江人垄断小商品市场；河南人垄断菜市场之前曾经垄断过弹棉花和砸石头的市场……
（上海城厢示意图）
十九世纪上半叶，上海的同乡会和行业商会已经实现合并，再形成更大的商业联合会：宁波商人经营钱庄、潮汕商人卖鸦片、徽商卖茶、苏商卖丝绸和棉布……各会馆自行筹款规划道道和建筑、创立保安团维持治安、消防、巡捕，并对抗黑社会对商人的骚扰勒索。商会实质上承担着市政府的大部份功能，他们与道台协商税率并帮道台收税。道台很少覆职，更乐意住到苏州或者南京去，把行政事务尽可能交给商人们自行打理。为了自身利益，商人们经常暗选代表，捐取道台一职，以避免和官场上的儒家卫道士们夹缠不清。
西方人早就预言了上海的崛起，此地将依托长江水路的中国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，同时也是东亚市场（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和日、韩等地）的理想中心，占据着任何一座亚洲城市都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。1831年胡夏米船长率＂阿美士德＂号访问上海，虽然未能促成通商，但成功地完成了对东亚地区市场的系统考察，他们预言上海将成为＂好望角以东最辉煌的城市＂。
1842年，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生效，作为五口通商城市中最不受朝廷关注的上海最早开埠通商。英国领事次年进驻，随后英国商人来到。1844年，按照旧王朝制夷的一贯作法：将夷人䣓离并使夷酋自辖之。中英签定了《上海租地章程》，英国人在黄浦江外滩获得了一片荒滩的永久租赁权和领事裁判权。不久，法国人获得了一片地盘虽小却离城更近的租界，美国人则在虹桥和苏州河畔获得一片泥泞无人，没有桥梁通往城里的烂泥滩（后来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）。
中国国内动荡风云终于降临，太平军沿两湖一路攻占南京，大量难民沿长江逃入上海，他们在宽敞、空旷、规划整齐的英租界搭起窝棚避难。租界内的外国侨民刚开始还试图救助这些难民，帮助他们整修房屋和提供就业，但随着难民越来越多，接济已经无能为力，并且带来租界华人管辖权的问题。这些华人应该由中国政府来管辖，可是动乱中的中国政府自顾不暇，租界成了滋生犯罪的温床。除治安和法权问题外，还有华人物业的产权、华人营业的税收、华人社区的规划等系列问题皆悬而未决。
（吴健彰）
1847年，商人昊健章捐任道台，以＂候补知府署理苏淞太道＂，五口通商前他在广州洋行当学徒，复又做买办，靠精明头脑自立生意，从卖活禽鲜蛋起家做起外贸生意，行号＂爽官＂，坊间呼为＂卖鸡爽＂。五口通商后来到上海作茶叶生意，日渐兴隆。要求赚了钱的商人买功名买官（大多是虚衔），这是清廷勒索商人的一招。此交易一般情况商人吃亏，但也有工于此道者籍此机会官商两道通吃。
在吴健彰的时代，上海道台最大的职责是负责替朝廷收取海关税银，这也是道台最大的油水所在。中国商人和海关关吏勾兑起来，在出入关上大作手脚，偷漏关税，使洋商们非常不满：他们要么效法中国人行贿，以短期利益败坏自己的商业信誉;要么因为不行贿而遭海关格外刁难。他们只愿意把关税交给英国领事统一缴纳，如此一来，英国领事变成了清廷的税吏，使清廷大觉面上光彩。这种双轨税制对洋商尤其大宗交易非常不利，商人们纷纷离开上海，要求由英国领事统一负责一切关税事务的呼声逐渐高涨。
吴健彰在道台衙门里安插了很多广东同乡，本想巩固自己在衙门的势力，却反遭其祸。不知何时是头的乱事使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，黑社会和犯罪越发猖獗。以广东人为主的洪门会堂之一小刀会，渗透进了商会的保安团、官军，甚至道台衙门中那些吴健彰栽培的广东同乡。1854年，小刀会里应外合起事夺取了道台衙门，吴健彰在美国人帮助下逃进了英租界。
（工部局银质胸牌）
逃进英租界的吴健彰象流浪汉一样一无所有，小刀会攻占了海关，要求商人们向自己纳税。逃入租界的难民，以及在租界内作乱的抢匪越来越多，租界面临失控的危局。昊健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不使海关关银落入小刀会之手，然后恢复租界的秩序，以便在租界华人中组织力量卷土重来。他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与所有外国领事签定了新的协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租界内外国商民成立一个工部局，接管市政事务；华洋商人关税，悉数由英国领事代收，买成银行期票待年底一并交付朝廷，利息作为他重组政府的经费，他每年可预期获得11万英镑，日后随着通商的进一步括大，收益还会不断增涨。
可惜吴健彰的发财梦并未就此到来，很快有人参他一本说他贪污，因此被免职。英国人接手海关后，照章办事一丝不苟，此部门迅速成为廉洁、简政的模范，公正的关税使大量商人重新涌入上海，朝廷大大受益，次年，朝廷复了吴健彰的职。虽然洋人们次年停止将利息付与他而一并转与朝廷，他仍在第一年获得了近20万两白银。
（八十年代的上海外滩，表面看仍是当年英租界，世道人心早沧海桑田）
吴健彰出自贪污和自保的本能，签定了一份伟大的协定，他做到了许多仁人志士无能为力之事：将老师请到家门口来，让他们演示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组织秩序。这是专制社会下美好心肠人们辛酸的眼泪：自命为忠君爱国的清廉之士们，在拼命维护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政权，帮助它残害人民和国运。反倒是为人不耻的贪官污吏们，为了自己的利益敢于违背帝国的逻辑，懂得融通与妥协之道，行下造福后世之事。
从此，上海租界成为一个独立于清帝国之外的自治城市，后工部局增设华人董事，成为名符其实的市民自治城市，大上海的序幕就此拉开。中国人在上海目睹了工部局的选举制度、联合法庭的审判、新闻自由等一系列大开眼界之物。维新派的先声冯桂芬，在上海期间开始参考洋人秩序，设想一种选举制度取代中国的旧秩序。中国国内的变法维新之声，自吴健彰始。而新海关的廉政和高效，也使清廷税银滚滚，清廷大为嘉悦，不久，清廷把上海模式推广到了所有通商口岸，并把全国海关都交给了英国人。